很久没看书了，也很久没写读书笔记。

上次写读书笔记还是3月份。4月和5月的时候上海疫情，心情不是很好，没看书。等到7月份，工作又调整了，平时比较忙，没时间也没状态看书。

这次中秋节抽了2个下午的时间看完了《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这本书，读书笔记是11月写的。

这本书有很多大V推荐过，就一直放在微信读书的前排位置。flomo的刘飞，forcode奇想录，老钱日日谈推荐过这本书，还有很多播客节目在节目里提到这本书。

这本书的精彩片段太多了，无法简单概括。等后续我看完第二遍，再进行总结。

文章中片段摘录：

◆ 第一章 工作的意义：创造工作伦理

在工业化的早期，工作伦理就进入了欧洲人的视野，之后则以多种形式贯穿于整个现代化的曲折进程中，成为政治家、哲学家和传教士们嘹亮的号角（或借口），帮助他们不择手段地拔除其时的普遍性恶习：大多数人都不愿被工厂雇佣，也拒绝服从由工头、时钟和机器设定的生活节奏。这种恶习被视为建立一个美丽新世界的最大障碍

◆ 驱使人们去工作

在过去，工人通过自己设定目标、自己控制进程获得工作的意义和动力，但现在，他们只能被动地完成由他人设置和控制的任务，工作对他们而言失去了意义。在这种转变之下，如何驱动工人运用自己的技能完成这些没有意义的任务，是现代化的开拓者面临的真正问题。解决方案是机械地训练工人，让他们习惯于不假思索的盲从，并且剥夺他们完善工作的自豪感。如同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所言，新的工厂系统需要的只是人的一部分：身处复杂机器之中，如同没有灵魂的小齿轮一样工作的那部分。这场战斗是为了对抗人身上那些无用的“部分”——兴趣和雄心，它们不仅与生产力无关，还会干扰生产需要的那些有用的“部分”。工作伦理本质上是对自由的摒弃。

◆ 要么工作，要么死亡

工作伦理希望一石二鸟：解决迅速发展的工业化所需的劳动力问题，并处理后传统社会不得不面对的最令人头疼的问题——必须为那些由于种种原因无法适应环境变化、无法在新体系下维持生计的人提供生活必需品。并非所有人都能被安排在工厂流水线上，总有些老弱病残不能适应工业化就业的严格要求

但是，并没有可以“简单地摆脱穷人”的方法，所以需要找到另一种不那么完美的方案。长期的探索之后，这个方案终于被找到：工作（任何环境下的任何工作）是唯一体面的、道德的、可行的生存方式。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在1837年关于民权运动的文章中坦率地阐述了这个“次优”策略：如果穷人生活得很痛苦，他们的数量就会大大减少。这是所有捕鼠者都知道的秘密：堵上粮仓的缝隙，用持续的猫叫声、警报声和陷阱的开关声折磨它们，这些负担就会消失，不再出现。如果被许可，更简单的方法是用砒霜，或其他一些略温和的方法。

在“大量减少”穷人的过程中，工作伦理的贡献是无价的。毕竟，工作伦理主张：无论生活多么悲惨，只要它是由劳动报酬支撑的，就具有道德优越性。有了这样的道德准则，满怀善意的改革者可以宣布，社会向无收入者提供的援助应当符合“最小化原则”（principle of less eligibility），并认为这个原则是向更人道的社会迈出的重要一步。“最小化”意味着那些依赖救济而非工资收入的人享有的生活质量，必须低于最贫穷、最悲惨的劳动者。人们希望，不工作的穷人越是生活堕落，越是深陷赤贫，那些有工作的、出卖劳动力换取最微薄工资的穷人的生活就越诱人，至少不至于无法忍受；这样，工作伦理得到了支撑，胜利也触手可及。

救济院的恐怖生活成为评估工厂雇工生活质量的参照，帮助雇主更加肆无忌惮地加大对劳工的压迫，不用担心他们反抗或是退出。最终，那些接受工作伦理的人与那些拒绝接受的人，以及尝试接受但最终失败的人，几乎没什么差别

救济院外不救济的原则是推动“没有选择”策略的一种体现。这个策略的另一种体现是引入“仅供生存”（hand-to-mouth existence）的概念——把薪水保持在一个足够低的水平，工人们只能靠它活到第二天的黎明。这样一来，除了继续辛苦工作，他们“别无选择”。以上两种方案都蕴含着一些风险，因为无论如何贬低，它们最终还是要诉诸劳工的理性：为了产生效果，两者都需要劳工能够思考和计算。

◆ 制造生产者

先来看个人生活。工作为人们提供了生活所需，工作类型决定了他们在生活中、在“社会”中的合理地位。工作是决定社会地位和自我评价的主要因素：除了那些由于世袭或暴富，可以自给自足悠然生活的人以外，“你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通常

指向人们所在的公司以及该公司的能力。在一个擅长分类且喜欢分类的社会里，工作类型是一种关键的、决定性的分类，是所有其他社会生活的锚点。它将人们分类，让他们找到自己的位置，尊重自己的上级，让下级服从自己。工作类型也定义了人们应该匹配的生活标准，定义了他们应当与谁为伍，应当与谁划清界限。职业生涯标记了人生的旅程，是回溯人生成败最重要的记录，是自信与彷徨、自满与自责、骄傲与耻辱的主要源头。

◆ 从“更好”到“更多”

工作伦理要求道德选择，而工作本身则减少了选择，甚至完全排除了选择。它努力确保工人表现得如同工作伦理的信徒，这种信仰是否真诚并不重要，人们是否相信这个福祉也并不重要。现代组织（包括工厂在内）的总体趋势是使人的道德情操和他们的行动无关（adiaphora），从而使他们的行为更具规律性、更容易预测，这是非理性的道德冲动不可能做到的。工作伦理似乎主要是欧洲人

随着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日益加剧，工厂纪律的压力越来越令人窒息，不再指望劳动者对工作高尚特质的信仰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美国梦劝告人们，所有工厂里遭受的苦难只是暂时的烦恼，屈从老板的虚妄只是成为老板的必经之路。然而，淡化美国梦的必要性也越来越显而易见。毕竟靠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的机会越来越渺茫，通过辛苦工作逐渐“自力更生”的自由之路也越走越窄。曾经依靠道德承诺及抬高工作的道德意义来确保的努力工作，现在需要找到新的出路。

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地方，这个新的出路是“物质激励”：对那些放弃自身独立性，服从工厂纪律的工人给予奖励。过去道德说教实现的成就，正越来越多地通过“胡萝卜”的诱惑（无论是否配以“大棒”的协助）来实现。与其宣扬努力工作通向道德高尚的生活，不如告诉大家这是赚取更多金钱的手段。不要在意“更好”，“更多”才是最重要的。工业社会是以权力冲突拉开序幕，那时的人们为自治和自由而斗争。时过境迁，现在他们只会为了获取更多盈余而斗争。人们默默接受了现存的权力结构，对这种结构的修正被排除在议程之外。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从工匠变成工人时失去的人的尊严，只有通过赢得更多盈余才能恢复。这种变迁中，努力工作能使人们道德升华的呼声日益衰弱。现在，衡量人们声望和社会地位的是工资的差别，而不是勤于工作的道德或惰于工作的罪恶。社会生存质量的权力斗争变成了获得更多金钱的斗争，经济收益成为自治自主的唯一体现，这对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实现了当初工作伦理在经济手段和偶尔的肉体胁迫的帮助下徒劳争取的目标。它在现代生产者的思想和行动中灌输的与其说是“资本主义精神”，不如说是以经济水平评判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倾向。这也把人的动机和对自由的渴望牢牢地、不可逆地转向消费领域。这些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现代社会后续的发展——从生产者社会转向消费者社会

◆ 第二章 从工作伦理到消费美学

因此，当谈到我们是一个“消费者社会”的时候，我们必须走得更远，不仅仅停留在泛泛的“这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在消费”这个范畴。说我们的社会是一个“消费者社会”，相应的，之前的那个社会（上一章中描述的现代社会的工业化阶段）可以称为“生产者社会”——尽管人类自诞生起就从事生产，并将持续生产直到人类

过去和现在的差异，并不像放弃旧身份、以新身份代之那样彻底。两种类型的社会都有一部分成员负责生产，显然所有成员也都会消费。但社会的重心发生了转移，这也造就了社会、文化、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如此深刻，无处不在，于是有充分的理由把现在的社会归类为一个独立的、与众不同的社会形态——消费者社

消费总是需要花费时间的，这是消费者社会的桎梏，也是消费品商人的主要烦恼。理想情况下，消费者立刻得到满足——消费应该立刻带来满足感，没有时延，不需要旷日持久的技能学习和准备工作；而一旦消费行为完成，这种满足感就应该尽可能快地消失。如果消费者无法对任何目标保持长期关注和欲望，如果他们没有耐心、焦躁、冲动，尤其是容易激动，又同样容易失去兴趣，“即时满足”就达到了最佳效果。如果欲望不

想要提高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就不能让他们休息。他们需要不断地接受新的诱惑，持续处于永不枯竭的兴奋之中，持续处于怀疑和不满之中。诱使他们转移注意力的诱饵需要肯定这种怀疑，同时提供一个宣泄的出口：“你以为这就是全部？好戏还在后头呢！

人们常说，消费市场诱惑了消费者。但要做到这一点，成熟的、热衷于被诱惑的消费者也必不可少，就像工厂老板能够指挥工人，是因为存在遵守纪律、发自内心服从命令的工人。在正常运转的消费者社会中，消费者会主动寻求被诱惑。他们的生活从吸引到吸引，从诱惑到诱惑，从吞下一个诱饵到寻找另一个诱饵，每一个新的吸引、诱惑和诱饵都不尽相同，似乎比之前的更加诱人。他们生活于这种轮回，就像他们的先辈，那些生产者，生活于一个传送带和下一个传送带之间

本来是市场选择了他们，并把他们培养成消费者，剥夺了他们不受诱惑的自由，但每次来到市场，消费者都觉得自己在掌控一切。他们可以评判、评论和选择，他们可以拒绝无限选择中的任何一个——除了“必须作出选择”之外。寻求自我认同，获取社会地位，以他人认为有意义的方式生活，这些都需要日复一日地到访消费市场。

◆ 制造消费者

近年来，各个政治派别异口同声地积极鼓吹“消费主导经济复苏”。产出不断下降、订单簿空空如也、商业街门可罗雀，这些都被归咎于消费意愿或“消费者信心”的不足（消费者信心意味着消费者通过信贷消费的欲望强烈到足以压倒对破产的恐惧）。解决所有麻烦、重获转机的希望被寄托于消费者重拾他们的义务——再次购买，大量购买，不断购买。“经济增长”是衡量现代社会是否正常有序运行的首要标准。在消费者社会中，与其说经济增长取决于“国家生产力”（即健康充裕的劳动力、充实的财政收入、勇往直前具有企业家精神的资本所有者和经营者），不如说取决于消费者的热情和活力。消费取代了工作，把个人动机、社会整合和系统再生产链接在一起

按照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精辟的警语，所有的文化产品都被设计为具有“最大限度的影响力并且可以瞬间废弃”。在这样一个世界，终生构建一个提前设计的身份确实会带来麻烦

“消费者精神”和那些依赖于它们的商品销售企业一起，反抗着管制。消费者社会反对所有强加在选择自由之上的法律限制，抗拒对任何潜在的消费对象的非法化，并通过广泛支持大多数“去管制”措施来表达其不满

就实际意图和目的而言，重要的是手段而非到达的终点。履行消费者的责任意味着更多地做选择，无论这最终是否带来更多的消费。拥抱消费者模式意味着首先要热衷于选择，消费只能居于次席，也并非不可或缺。

◆ 由美学评判的工作

贮藏、储蓄、投资的意义在于拓宽消费者选择的预期。然而，它们不是提供给大多数普通消费者的选项，因为那只会招致灾难。储蓄增加和消费信贷萎缩绝对是坏消息，信贷的膨胀才是“事情朝正确方向发展”的可靠信号，受到欢迎。消费者社会不会轻易呼吁延迟满足。这是一个信用卡社会，而非存折社会。消费者社会“活在当下”，物欲横流，没有耐心等

工作，更准确地说，人们从事的职业，现在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学的深刻影响。如前所述，工作失去了它的特权地位，不再是自我构建和身份构建的轴心，也不再是道德关注的焦点，不再是道德改善、忏悔和救赎的必由之路。与生活中的其他活动一样，工作现在首先受到美学的审视。工作的价值取决于产生愉悦体验的能力，不能使人获得“内在满足”的工作没有价值。其他评判标准（包括所谓的道德救赎）则节节败退，无力使某些工作摆脱被美学社会视为“无用”，甚至有损身份的责难

◆ 使命是一种特权

富有满足感或“成就感”，其他很多工作则被认为是苦差事。有些工作是“有意义的”，更容易被认为是一种使命，令人感到骄傲、自豪。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从伦理学的角度，严格地说任何工作都有价值，没有哪个低人一等，所有工作都能增加人的尊严，都同样服务于道德得体和精神救赎的事业。工作伦理认为，所有工作就本身而言都是“人性化的”，不管从事工作的人得

工作的美学审视则截然不同。它强调了区别，放大了差异。它把某些职业提升到引人入胜的程度，赋予其精致的美学内涵、真正的艺术性体验；其他那些为了生计获取报酬的职业则根本没有任何价值。这些“高大上”的职业对其欣赏者有同等的素质要求——良好的品位、足够的修养、独到的眼光、无私的奉献精神和优秀的教育。其他类型的工作一律被认为是悲剧，一文不值，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为人们心甘情愿、自由选择的标

前者是“有趣的”，后者是“无聊的”。这两个简明扼要的价值判断概述了赋予它们实质的复杂审美标准。这种“不需要理由”“不接受反驳”的直率，从侧面印证了美学已取代伦理学，主导了工作的价值判断。如同所有其他可以成为消费标的、被消费者自由选择的事物一样，工作必须是“有趣的”——多样化、令人兴奋、具有挑战性，包含适度的风险，并不断带来崭新的体验。那些单调、重复、例行、缺乏冒险精神、不允许创新、没有挑战、无法带来提升和自信的工作，就是“无聊的”。很难想象一个成熟的消费者会自愿从事这样的工作，除非是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即他本质上已经不是一个能够自由选择的消费者）。这类工作完全没有美学价值，在这个注重体验的社会里，不可能成为一种使命

问题在于，在这个美学标准至高无上的世界里，那些令人厌恶的工作未能保留过去假定的道德价值。只有未经消费者社会改造、尚未皈依消费主义的人才会心甘情愿选择那样的工作，满足于出卖劳动力勉强生存（来自贫穷国家的第一代移民和“外来务工者”，或四处寻找廉价劳动力的外来

就像选择自由和行动自由一样，工作的美学价值成为消费者社会的一个有力的层级化因素。诀窍不再是最小化工作时间以腾出更多的休闲空间，而是相反，完全抹去工作与兴趣、爱好、娱乐之间的界限，把工作本身变成最令人愉悦的娱乐。娱乐式工作是一种最令人羡慕的特权，那些有幸得到这种特权的人，一头扎进工作提供的强烈感官享受和令人兴奋的体验中。“工作狂”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7×24小时地

富有成就感的工作，能够自我实现的工作，作为人生意义的工作，作为生活核心的工作，作为骄傲、自尊、荣誉和名声的源泉的工作，简而言之，具有使命感的工作，成为少数人的特权，成为精英阶层的特有标志。其他人只能敬畏地远观、艳羡，只能通过低俗小说和肥皂剧来体验。他们在现实中没有机会从事这类工作，体验这种生活。“灵活的劳动

◆ 消费者社会的穷人

界定了规范也就界定了不正常。工作伦理规范把不正常概括在失业现象中——“不正常”就是不工作。意料之中的是，穷人的长期存在往往被解释为缺乏工作岗位或缺乏工作意愿

消费者社会中，“正常生活”是作为消费者的生活，他们专注于从各种公开的机会中选择，以获取愉悦的感受和生动的体验。“幸福生活”的定义是：抓住很多机会，错过的机会很少，甚至没有，抓住最被人乐道、最被羡慕的机会，而且最好捷足先登，不落于人后。和其他各类社会一样，消费者社会的穷人没有机会过上正常生活，更不用说过上幸福生活。在消费者社会中，一个人无法幸福地生活，甚至无法正常地生活，就意味着他/她是失败的消费者，或者说是有缺陷的消费者。所以，消费者社会的穷人，被社会，也被其自身定义为有瑕疵的、有缺陷的、不完美的、先天不足的消费者。简而言之，就是不合格的消费者。在消费者社会里，作为消费者的不合格是导致个人社

彼得·开尔文（Peter Kelvin）和乔安娜·E.贾雷特（Joanna E.Jarett）曾研究“消费者社会中失业的社会心理影响”[插图]。他们开创性地发现，有一种境况对失业者来说特别痛苦：“似乎永无止境的空闲时间”加上他们“无法利用这些时间……日复一日，他们的大多数时间都没有安排”。失业者无法以任何有意义的、令人满意的或有价值的方式安排时间：失业者最常抱怨的问题之一是感觉被关在家里……他们不仅认为自己无聊、沮丧，（而且）看到自己这样（实际上也正是这样）更使他们烦躁不安。烦躁成了失业者日常生活的特征。[插图]斯蒂芬·哈钦斯

从受访者（年轻的男性和女性失业者）中得到了他们对自己生活感受的报告：“我很无聊，很容易沮丧——大多数时候我只是坐在家里看报纸”“我没钱，钱总是不够，我真的很无聊”“我通常躺着，除非去见朋友，有钱了就去酒吧——实在无足称道”。哈钦斯最终得出结论：“显然，用于描述失业经历最高频的词是‘无聊’……无聊，不知如何打发时间，‘无事可做’。”[插图]消费世界不允许“无聊”存在，消费文化致力于消除它。按照消费文化

想要缓解无聊，就需要花钱。如果想一劳永逸地摆脱这个幽灵的纠缠，达到“幸福状态”，就需要大量的金钱。欲望是免费的，但实现欲望，进而体验实现欲望的愉悦状态，需要资源。对抗无聊的药方不在医保范畴，金钱才是进入治疗无聊的场所（如商场、游乐园或健身中心）的通行证。这些场所的存在本身就是最有效的疫苗，可以预防疾病的滋生，它们存在的意义是让欲望不断沸腾，永不停歇，也无法停歇，但由于预期的满足而深感欢愉。

回首过往，曾经作为英雄被大众崇拜的是“白手起家”的富人，他们严格、执着地履行工作伦理并获得了回报。时过境迁，现在大众崇拜的对象是财富本身——财富是最梦幻、最奢华的生活的保障。重要的是一个人能做什么，而不是应该做什么或已经做了什么。富人普遍受人爱戴是因为他们选择自己生活的神奇能力（居住的地方、共同生活的伴侣），并能随心所欲、不费吹灰之力地改变它们。他们似乎永远游刃有余，周而复始，没有终点，未来永远比过去更精彩、更诱人。需要特别指出，对富人唯一重要的是他们的财富为他们打开的广阔前景。他们看起来确实是以消费美学为指引的，他们对消费美学的掌握（而非对工作伦理的服从和经济上的成功）才是他们高人一等的核心，是他们获得普遍崇拜的原因。希布鲁克指出，“穷人与富人并非生存于相互独立的文化

◆ 服务大众，还是服务特定人群

所造成的伤害并没有到此为止。福利国家沦为只服务于小部分人（大众眼中的低等人）的工具，其最重要的长期影响是政治的式微和主流民众政治热情的消退。对于大多数公民来说，对政治的关注只剩下让财政之手远离他们的口袋。没有什么其他内容与大多数公民利益攸关，他们对国家几乎没有更多期望，于是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理由也越来越少。福利国家的“缩水”与积极参与政治的公民数量萎缩相伴而行。

◆ 福利国家的衰败

然而，现在雇主们不再需要国家来帮他们管理后备劳动力，多余的劳动力可能永远不会再成为商品。不是因为有质量缺陷，而是因为需求消失了。本地劳动力市场可能还会出现临时的、偶尔的、“灵活的”（即不是“极端定型的”或“深度训练”的）劳动力需求，但不再需要那些福利国家黄金时代培养出的受过良好教育、强健、自信的劳动力。现代工业世界可能仍然需要少量老式的劳动力，但考虑到金融已经获得新的移动自由，放松管制的资本主义企业也拥有了珍贵的灵活性，这类需求可以在其他遥远的国度得到满足

◆ 心满意足的大多数？

近二十年来的政治历程似乎否定了上面的推论。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大多数选民都支持那些明确要求削减福利的政党，或那些承诺降低个人税赋（最终也会导致福利的削减）的政党。“增税”已经成为政客最禁忌、选民最憎恶的词语。政治谱系上的各个党派在面对这个问题时表现出惊人的一致，一些分析家断言这形成了一种新的“团结”，一种“跨越左和右”的新政治共识。然而这个论断掩盖的事实是，不久前对福利国家的支持也几乎是一个“跨越左和右”的共识，是一种真正的跨阶层的团结。对福利国家的态度长期具有大众共识，但是在近半个世纪，这个共识从普遍支持走向普遍反对。这个大众共识的根本性变化非常值得探讨。在关于“满足的大多数”的讨论中，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

情况一定发生了变化，因为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很少被提及，即使问了也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答案。大多数中层选民似乎非常确信，由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会更好。他们仍然需要保险以对抗厄运和其他意外，因为他们对这些风险的控制能力并不比他们的父辈更强。但是，他们认为，相对于质量低劣的国家保险而言，能够负担的私人保险会提供更多、更好的福利。这种新的态度与其说是自信，不如说是一种清醒的反思：相比依靠自己不可避免带来的风险，其他可选方案似乎更糟糕。这种新的观念（或者说对于宿命的新屈从），改变了个体为福利体系的付出和福利体系为其带来的收益之间的平衡，或者说，它至少改变了在岁月静好的时光里，在无需求助于国家援助时，人们对于这两者的权衡。因税收降低结余的现金比公共保障抽象的可能性更具诱惑，何况公共保障的标准和吸引力在日渐下降。公共福利保障，用简单易懂的话来说，并不“物有所值”

开始时是不允许中产阶级平等地享用某些社会福利。然后，这些福利政策越来越多地与弱势群体联系在一起——因为只有他们从中受益。用美国人的说法：“给穷人的方案都是糟糕的方案”，这个法则使得用于社会保障的金额不断地减少。“欺诈、欺骗和虐待”迟早会被发现：一个单亲母亲，通常是非裔母亲，用食品券买伏特加酒（这是里根主义者惯常的言论），不负责任的穷人，他们在福利政策的鼓励下生下孩子，等等。于是，到了最后一个阶段，福利保障体系不再受到欢迎，中产阶级对继续提供福利保障不再感兴趣，转而同意废除它。

有趣的是，国家保障体系的恶化也降低了私人保险服务的质量，降低了人民普遍的期望水平。福利质量糟糕（且越来越糟糕）是反对福利开支的最好论据：福利体系的价值越来越低，以至于大多数选民都认为这种开支纯粹是浪费。长期实施经济审查的另一个影响是对

具备鉴赏力的消费者的神话，与提供自由选择、守护自主偏好的市场的神话，相互滋养，相辅相成。没有前者，后者也就难以想象。消费者的典范更珍惜选择权，而非选择对象。他们乐于在市场中流连，在这里才能体现他们的鉴赏力。琳琅满目的商品、丰富选择的可能性，可以把一个缺乏经验的新手升格为鉴赏家。在消费者社会这个根据选择能力分层的社会，成为一个为人称道的有修养的鉴赏家，是一种无上的荣耀。确信自己是一个熟练的、有修为的选择实践者，也令人倍感满足

相应的，处于没有选择的境地（没有东西可供选择，或在选择时没有发言权），就会被消费者社会摒弃。剥夺选择权本身是一种羞辱，无论是否最终事关福祉。这也是令人深陷不满、无奈和烦恼之中的原因。商品在被选择的过程中获得光彩和魅力。如果选择消失，它们的吸引力也就无影无踪。一个“被自由选择”的物品能使其主人变得与众不同，而“被分配”的物品显然不具备这种能力。因此，成熟的消费者会把选择（以及选择带来的所有的风险和未知的可怕的陷阱）置于相对安全的配给、分派之上。理想的消费者可以容忍消费品大量的相对劣性，只因为它们是“自由选择”的，而非被分配的

◆ 招致毁灭的成功

平权运动”指在就业、晋升和升学方面优先照顾非裔和拉丁裔的运动。这些人来自公认的贫困社会阶层，因此在与社会地位更好，更“有文化”的白人的公开竞争中几乎没有机会。过去十年，里根_布什时代，在最高联邦法院保守派成员的帮助和怂恿下，抗议平权运动的浪潮席卷美国。抗议是意料之中的，因为很多白人家长对所谓的劣等生取代他们成绩更好的子女升入大学而感到费解和愤怒。令人惊讶的是，抗议者中的相当一部分是非裔美国人，而且数量越来越多。事实上，第一位以“废除纲领”在州议会赢得一席之地，要求结束“平权法案”的民主党人，是加州非裔富商沃德·康纳利（Ward Connerly）。康纳利遭受到许多非裔和拉丁裔激进分子的谴责和诋毁，但他在日益扩大的非裔美国中产阶层队伍中收获了大量或明或暗的支持。令这些非裔中产阶层特别敏感的是自主尊严问题。“平权法案”的存在，使很多“业已成功”的非裔遭受轻视和贬低。如果没有人能找到理由质疑他们的成就名不副实，认为那只是一种恩赐，而非自觉努力、个人天赋、勤奋工作和正确抉择的产物，他们当然会更加欣慰

可以说，在不到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平权法案”